科技不发达的两千年前,人们如何判断谁是古之良医?

发布于:2020-07-27 分类:J北生活   

在医学院学位证书和医师专业证照都付之阙如,铁、公路、飞机、轮船等交通工具和运输网尚未出现,影音视讯、网际网路、智慧行动装置、社群媒体还不存在的两千年前,除了口耳相闻的口碑、谣言、传说,有时可以看到的图书、画像之外,人们一旦遭遇病痛,怎幺判断谁是值得信赖、可以药到病除的好医生?又是哪些人在左右「业界标準」?一般升斗小民的印象,因为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,不大容易把捉。我们就先拿社会中能够识字、书写的这一层人民留下的遗迹当起点,作点初步的揣测。

科技不发达的两千年前,人们如何判断谁是古之良医?
图1:东汉山东地区的人面鸟身神医画像石拓本(见叶又新,〈神医画象石刻考〉,《山东中医学院学报》10卷4期,1986)。

话说古书《鹖冠子》有篇题作〈世贤〉的短论,记载了战国晚期赵悼襄王(244-236 BCE在位)向将军庞煖讨教治国之术的一则对话。对话中,庞煖为了回应悼襄王所提「夫君人者,亦有为其国乎?」的问题,曾根据当时常见的论述习惯,按他所听闻,[1]讲述了三则和医有关的故事,也反映了他对古之良医若干特徵的理解。

第一则故事,可能因为原来的编简有些残损、错置,已经不复完整,但叙事的条理仍大体清晰。无论如何,故事一开场,庞煖为了回应悼襄王的提问,拿传说中的古之良医俞跗打头阵,说他「已成必治,鬼神避之」,意思是,就算病人病情很重,看来没救了,但俞跗都能起死回生,让鬼神靠边站。〔中间大概有阙文〕所以,楚王用人无私,愿意派遣附庸随国的兵作战;重视能力,治重病一定等俞跗来看。楚国的执政若敖不用亲戚,务必根据才干任人,治病也不按个人偏好,一定找见多识广的老到医生。庞煖之所以这幺说,目的显然在向悼襄王强调,统治者用人要找对的人,让专业的来,不要循私,受自己的情欲矇蔽。

在第二则故事中,庞煖又进一步拿「伊尹医殷,太公医周武王,百里医秦,申麃医郢,原季医晋,范蠡医越,管仲医齐」当範例,提醒悼襄王,说这些大人物能让他们的国家取得左右国际局势的力量,能耐都一样好,只是方法、途径不同。没有资料显示伊尹、太公、百里奚、申包胥、原季、范蠡、管仲这些人物替人看过病,他们大概也不大能说是替人看病的医,但我们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譬喻,把「医」当作整顿、治理,应当还是不难理解的。重点是,庞煖之所以这幺讲,大概在引发悼襄王追求霸业的成就动机,和探问如何取霸的好奇吧。

如所预期,悼襄王受了庞煖的挑动,接着提出了「愿闻其数」的要求,表明想要了解取得霸业的方法。于是,庞煖便顺着悼襄王的提问,开始讲述第三则故事,陈示治国取霸的途径。庞煖说,从前的从前,魏文侯(424-387 BCE在位)和另一位古之良医扁鹊曾有一段对话,魏文侯问扁鹊:「府上兄弟三人,谁最会治病?」扁鹊回说:「大哥最好,二哥次之,扁鹊我最下。」魏文侯又问:「可以说来听听吗?」扁鹊继又答道:「大哥替人治病,是看病人的『神』(的变化),病还没有个样子,就(不着痕迹)把人的病给除掉了,所以(别人都不知道,)名声不出家门。二哥替人治病,则是留意(疾病初期身体的)毫毛之处(的变化,并及早处置),所以名声不出里门。至于我,就得动用(大家都看得到的)鍼来刺病人的血脉,拿毒药(给病人饮食或敷涂),或割裂病人的肌肤(刮除痈肿脓疡),才治得了病。也因此,我的名声往往远播于列国之间。」魏文侯听完扁鹊的话,说:「说的好!要是管仲当初襄赞治理齐国,是像扁鹊那样大刀阔斧行之,齐桓公还能成就霸业吗?总结这些经验,重点在于未及重病之初便看出有病(不病病),并在病还没出现徵兆、证状前就先动手治疗。待重要的工作不动声色地完成,下头的人都还以为是自然而然呢。所以说:『良医化之,拙医败之。』(要是碰到拙医),就算侥倖不死,大概也少不得让伤口更深入大腿和躯干吧。」

故事讲到这儿,庞煖的目的显然在透过魏文侯和扁鹊对话说明,政治上的问题贵在及早处置,也就是「治之无名,使之无形,至功之成,其下谓之自然」。也因此,故事最后,《鹖冠子》记道,悼襄王听完故事,说:「好得很!我虽然不能免于受伤(譬喻犯错),但谁能在我的毛病还很细微时,就及早协助我医治、改正呢?」言下之意,是希望大家能帮他、提醒他,好一道追求霸业。[2]

从《鹖冠子・世贤》看来,庞煖尝试「借医为喻,言治于未乱之旨」的企图很清楚,[3]悼襄王的回应似乎也显示他听懂了、受教了。不过,事态的发展并未如预期搬演。根据《史记・赵世家》篇末「太史公曰」转述冯王孙的说明,及太史公的后续评论,赵国之所以亡于秦(228 BCE),恐怕有很大部分得把帐算在悼襄王的头上。特别是他因为自己宠爱的女子,废掉了原先的嫡子嘉,另立继承人迁的举措,引发了赵国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。[4]要说悼襄王的作法和庞煖的谆谆建议背道而驰,是说一套、做一套,祸延子孙的反面教材,应当也不为过吧。从这个后见之明的观点看来,《鹖冠子・世贤》恐怕不完全是篇无的放矢的寓言、泛论而已。相反的,它不无可能反映了公元前三世纪下半,悼襄王柄政期间赵国内外的具体情势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,它的编写年代,应当就在悼襄王亡故之后不久。[5]

《鹖冠子・世贤》记载战国晚期赵悼襄王和庞煖的对话一事可能出于史实,但记录或编写这几则对话的是谁或哪些人?原来又打算给谁或哪些人看?对话中涉及的细节都可信吗?比如,俞跗「已成必治」的神技具体细节是什幺?这是说客的如簧之舌讲的寓言,还是真的?用随国之兵作战的,是哪位楚王?待老到的医生治病的,又是楚国执政的若敖氏的哪位成员?魏文侯和扁鹊间的对话发生过吗?扁鹊兄弟行医「道不同数」,实有其事吗?这些问题,大概都不容易得到确凿的答案。

那幺,了解书名、书的编写者和书的内容间有哪些可能的关係,能对进一步了解上面的几则故事有些帮助吗?我们先试着发掘看看。截至目前,最早收载《鹖冠子》的图书目录,是《汉书・艺文志》。《汉书・艺文志》是东汉班固(32-92)等人根据西汉宗室刘向(77-6 BC)整理皇家内外图书的工作成果《别录》为基础,并以刘向之子刘歆(50?BC-23)继踵其事而续编的《七略》,特别是其中的总纲〈辑略〉作为底本,删要修订编成的。[6]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今天虽大体散佚了,但根据《汉书・艺文志》,《鹖冠子》这部书曾一度给刘向、歆父子或步兵校尉任宏归在「兵略」之下,讲「兵权谋」的一类书里。其后,在班固等人删订《汉书・艺文志》时,才把书从「兵」中移出,移入「诸子略」的「道家」,并加上了鹖冠子,「楚人,居深山,以鹖为冠」的说明。[7]

从书的着录来说,《鹖冠子》一书在汉时已经存在,不成问题。但我们今天看到的《鹖冠子》,是否等同于《汉书・艺文志》的旧本,答案就不是那幺斩钉截铁了。比如在《汉书・艺文志》中,《鹖冠子》是「一篇」,隋、唐时,官方的分类虽接近《汉书・艺文志》,列在「子」部「道」家,却都是作「三卷」的。[8]这种情况到清修《四库全书》,也依旧如此。[9]所以,隋、唐时期的遗册是否等同于两汉时的旧本,就已启人疑窦了。像唐人柳宗元,就怀疑当时流通的《鹖冠子》可能是后人伪託的。[10]对此,近人吕思勉则指出:「按《汉志》止一篇,韩愈时增至十六,陆佃注时,又增至十九,则后人时有增加,已决非《汉志》之旧,然今所传十九篇,皆词古义茂,决非汉以后人所能为。」[11]可见他认为,从汉到唐,《鹖冠子》的书名虽没变,但内容的确已非《汉志》之旧,只不过新增的部分在时代上应当也晚不过汉,不外汉人的手笔。当然,根据出土发现,古书多经编者分合并不罕见,因此,我们也还可以继续追问,篇卷之数的异同,到底反映的是内容的增减或篇卷的分合?[12]如果是后者,那幺,主张《鹖冠子》的内容晚不过汉的一派,自然会比较居于上风。不过,话说回来,这些问题在新证据出土前,我们恐怕是不容易有确凿的答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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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:余嘉锡先生像(见余嘉锡,《余嘉锡文史论集》,长沙:岳麓书社,1997。)

那幺,书名题作「鹖冠子」的意旨何在呢?从今本《鹖冠子》十九篇中,第七、八、九、十四、十五等篇都以「庞子问鹖冠子」的问对展开这点来看,当初定题的人,也许认为《鹖冠子》跟鹖冠子这个人有点关係。但班固的意思,是像唐以后学者所认知的,是把《鹖冠子》一书当作是鹖冠子编写的吗?[13]曾深入研究古书体例和传统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便指出:「古书之命名,多后人所追题,不皆出于作者之手,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,乃别为之名,其他多以人名书。」[14]在出土文献越来越常见的今天,余先生的这个观察是很具洞识、说服力的。换言之,虽然我们可以猜测《鹖冠子》跟鹖冠子这个人不无关係,但在还无法充分掌握这部书形成历史的条件下,我们恐怕也无法简单地把《鹖冠子》的作者与鹖冠子等同起来。

但鹖冠子这个名号,对我们理解这部书的内涵,并非全无帮助。按班固的说明,鹖冠子是住在深山里的楚人,习于穿戴鹖鸟羽毛做的冠饰。看来,他是一位实在的历史人物,不是虚构出来的。但为什幺取这个号儿呢?若干传统的文献,如《隋书・经籍志》从这个人「居深山」的特性看,便推测他可能是位不希望别人知道其具体姓字名讳的「隐人」。但「鹖冠」如果是根据实物取义的,那幺,它的意义就未必很隐晦了。「鹖」作为一种鸟的名称,已见于《山海经》。在古人的一般印象中,这种鸟似乎很善鬬;[15]此外,我们也可以从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里看到,东汉的皇家武官是戴「鹖冠」的。而东汉武官的这个服饰传统并不是新创的,据说还是从战国时代改胡服行骑射的赵武灵王来的,目的在旌表武士,透过这种鸟「勇雉也,其鬬对一死乃止」的特性来彰显武士的威仪。[16]

总之,从班固留下的线索看,戴「鹖冠」的隐士会讲「兵」,并非格格不入;作为「楚人」,和传说中出身楚国苦县的老子,似乎在地缘、文化上也不无关係,所以班固将《鹖冠子》移入「道家」,大概持之有故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这部书,「虽杂刑名,而大旨本原于道德」,[17]大体也不会说不过去。

根据上面的分析,这部古书大概和古代兵家、道家的学术都有些关联,主要的关切则如《史记・太史公自序》引述司马谈六家要指所说的「务为治」,也就是讨论国家、政事的治理之道。事实上,除了日常实用的技术性图书,在传统所谓周秦汉时期形成,并且能够获得留存和流传至今的多数古籍,不论种类是六艺或诸子,立场是九流或十家,大概多半也具有类似的旨趣。

现在,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脉络中。就像司马迁的〈扁鹊传〉描绘了日后医史学者眼中扁鹊的基本轮廓,[18]《鹖冠子・世贤》透过医的相关故事表达政治主张的同时,也在无意间大体勾勒了早期文献中和良医有关的几个特徵:一、医通国身;二、已成必治;三、视病于未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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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:山田庆儿《夜鸣く鸟:医学・呪术・伝説》一书封面(东京:岩波书店,1990)。

先看看医通国身的涵义,这大概可以从两方面观察:一方面,是强调从事医疗的人也懂治理治术;另一方面,是表达医病的方法和治国的方法是相通的。前者,像《汉书・艺文志》综述方技的源流,说:「太古有岐伯、俞拊,中世有扁鹊、秦和,盖论病以及国,原诊以知政」,[19]就是强调这些替人看病的医疗者,也懂治国的道理和技术。这方面比较可靠的具体例子,像公元前694年,齐国的医宁曾根据所闻,强调「贤者死忠以振尤,而百姓寓焉。智者循理长,而身得庇焉。」推断曲从齐襄公意欲,为他暗杀鲁桓公的齐公子彭生没有好下场。[20]公元前541年,替晋平公(姬彪,557-532 BCE在位)看病的秦国医和说:「先王之乐,所以节百事也」,「君子之近琴瑟,以仪节也,非以慆心也」,藉以向这位国际霸主说明,不要纵情声色。又对晋国执政赵武说:「国之大臣,荣其宠禄,任其大节。有菑祸兴,而无改焉,必受其咎」,[21]表达对晋国国政的关切,并提出「上医医国,其次疾人,固医官也」的说法,为自身的职守辩护。[22]

公元前307年前后,替秦武王看病的扁鹊说:「君与知之者谋之,而与不知者败之。使此知秦国之政也,则君一举而亡国矣」,抨击武王处理疾病的不当[23]。其他,像传说中替龙叔看心病的齐国名医(又有说是宋国良医)文挚,说他:「方寸之地虚矣。几圣人也!子心六孔流通,一孔不达。今以圣智为疾者,或由此乎!」[24]就比较近于道家之徒讽刺儒家圣人的寓言了。至于表达医病的方法和治国的方法是相通的相关叙事,那大概就是涉及古之良医的文献大宗、主要的论述脉络了。我们甚至可以说,少了这一脉络,非但医疗者不大容易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,已成必治或治于未乱这两类良医的特徵,也不易成为论者关注的重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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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: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春秋事语》〈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〉 (见裘锡圭主编,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第一册,北京:中华书局,2014。)

其次,看已成必治这个问题。有关古之良医的这类特徵,往往和论者处在论辩的对话脉络有关,出于论者与人别苗头、争胜的氛围中。举例言之,除了《鹖冠子・世贤》已经描述的那位俞跗,有名的例子尚包括见于《韩诗外传》、《史记・扁鹊仓公列传》和《说苑・辨物》所收录的一则大同小异的扁鹊故事。故事里,扁鹊造访虢国,虢君的太子不巧暴病而亡,因此扁鹊自荐可以为之治病。但虢君众子中喜好医方的,大概觉得扁鹊夸大其辞,因此便语带挑衅地问道:

这里的弟父可以设祭、唸咒让不良于行的病患起身,踰跗也可以吹窍(灼炊九窍?)定脑(定经络?)让死者复生,已成必治的能耐连扁鹊都承认自己不如。司马迁写〈扁鹊传〉,也透过虢中庶子的炎炎之口,说:「上古之时,医有俞跗,治病不以汤液醴洒,镵石挢引,案扤毒熨,一拨见病之应,因五藏之输,乃割皮解肌,诀脉结筋,搦髓脑,揲荒爪幕,湔浣肠胃,漱涤五藏,练精易形」,以便压制扁鹊敢说:「闻太子不幸而死,臣能生之」的气燄。[26]从这儿,我们可以留意到,「已成必治」这类特徵,虽然不时被提起,当作是良医的一种能耐,但它常常是在敌对竞胜氛围浓厚的脉络下给逼出来的一种说法,未必是大家所共识的实事。

至于「视病于无形」这类能耐,则常常和「治于未乱」相提并论。良医能见病于无形,一方面,当然和良医的特殊能耐有关,像《史记・扁鹊仓公列传》里扁鹊能「视见垣一方人」、「尽见五藏癥结」,主要倚赖的,就是长桑君给的禁方和神药;另一方面,则和编写良医故事的人,想透过诊治疾病的经验,强调「谨小慎微」、「图难于易」的治术有关。不过,治病的成败,病人的反应也殊为关键。像前面介绍的,《鹖冠子・世贤》中扁鹊大哥无疑是「视病于无形」的典型,他能成功,名不出家门,主要的前提其实还在愿意配合的病人。《韩非子・喻老》讲扁鹊替蔡桓公看病(《史记・扁鹊仓公列传》则作扁鹊替齐桓侯午看病),虽然同样是「视病于无形」,但因蔡桓公不信扁鹊之言,固然落得病入骨髓,不得救治的下场;好意指陈病情的医疗者扁鹊,也往往为了躱过权势之家的怪罪,不得不先选择逃跑以保住性命。

事实上,古代图书中常见称述的良医,不见得都是指药到病除的圣手;相反的,主要是他们料病如神的能耐。像《左传》中先后从秦国到晋国为晋景公(姬獳,599-581BCE在位)和晋平公看病的医缓和医和,晋人都视为「良医」,但他们的诊断结果都是病不可治。前者说晋景公,「疾不可为也。在肓之上,膏之下,攻之不可,达之不及,药不至焉,不可为也。」[27]后者说晋平公,「疾不可为也,是谓近女室,疾如蛊。非鬼非食,惑以丧志。良臣将死,天命不祐。」[28]宣告病人不治的医疗者,可以成为病人和病人臣僚口中的「良医」,可见古人看重的显然与今人不尽相同。另外,值得一提的地方在于,不知道是不是对良医「视病于无形」、「于病视神」的重视,「形」反而成为了诊视疾病时退而求其次的观察对象了。

总之,要回答「谁是古之良医?」这个问题,如果从文字资料来看,我们首先可以发现,它和流传至今的古书对「论治」的高度兴趣是脱不了关係的。可以说,谁是良医的「业界标準」常常不是实际从事这类职业的「专业人士」说了算的,而是政论家、说客为了引发有权有势的听众的兴趣,拿来当谈资时,才赋予「定义」的。在这个脉络下,具体的治疗方法、过人的治疗能力虽然也受到相当程度重视,但相较于精準的诊断、预测能力受到的关注,它们的角色往往仍是援助性的。同时,良医是否是历史上的实在,在多数的论述脉络中也非关重点,重点是说者和听者是不是对其中的弦外之音达成共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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